导语：新书《丁玲传》出版，因传主经历的独特性与传记内容的史料价值而备受关注。书评人牟尼认为，早年追求个性自由的丁玲在投身中共地下革命之后颇受礼遇，却未能逃过延安整风的批判。在作出自我批评和检讨后，丁玲依然忠诚于革命，遵循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的思想而创作。1949年以后，丁玲虽屡次受到政治运动打击，却在平反之后仍旧陷入宗派斗争，并公开主张多写乐观昂扬的作品，对一些作家的反思性、“暴露性”作品表示批评。晚年丁玲在文学上的观点明显落伍于新时代，显示出为人们普遍厌弃的顽固与陈腐。而她以文坛前辈或成名作家的身份，引导人们和自己一样继续忠诚于过往信念，则侵犯了其他人的思想自由。
        如果以文学成就和思想史、革命史的综合影响力而论，丁玲无疑远远超过了张爱玲、萧红和冰心等作家。如果以经历的复杂性和左翼作家的范本性而论，丁玲更非其他女作家所能比拟。当小清新对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变化做出诗意的诠释，当萧红与萧军、端木蕻良的情事成为人们的历史话题，被遗忘于历史中的丁玲，因为李向东、王增如的《丁玲传》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5月版）中丰富扎实的史料考证，再度成为研究者们关心的话题。她与瞿秋白、胡也频、冯雪峰、冯达、彭德怀、陈明的感情纠葛，不仅显示出与张爱玲、萧红决然不同的敢爱敢恨与泼辣大胆，更重要的是，她与周扬的恩怨贯穿了1940年代之后的半个世纪，在革命史、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。直到今天，其掀起的波澜也未完全平息。
       丁玲早年追求个性自由，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，很快就在国统区文坛奠定了声誉。其后，又与胡也频一起投身中共地下革命。在胡也频被杀害之后，丁玲的知名度又因为被国民党逮捕、沈从文等人营救并公开呼吁更加扩大。凭借其知名度，丁玲在逃脱国民党的监视居住之后，在上海和北平继续其文学创作并非难事。但是，她甚至拒绝了潘汉年劝其去法国为中共筹款的方案，义无反顾地投奔延安。颇受毛泽东礼遇的丁玲，一直以毛的赠诗“昨日文小姐，今日武将军”为荣，即便因为杂文《三八节有感》、小说《在医院中》而在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，作出自我批评和检讨，也依然忠诚于革命。为此，她不辞劳苦，按照共产党的政策宣传抗日。在文学创作上，她在中共“党管文艺”的管理体制下，遵循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的思想而创作出了长篇小说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。
       然而，她与周扬的宗派之争却为她带来了二十多年的艰苦磨难。两人的结怨，始于周扬刻意卡住不出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之后。自1955年周扬构陷的“丁陈反革命集团案”事发，“变节问题”成为了周扬加诸其身的一个紧箍咒。到上世纪70年代末，丁玲与其他受难者一样，经历了一回人间地狱。在丁玲看来，周扬在毛泽东面前的谗言和构陷是自己失势的根本原因。而历史学家高华的分析却是：“在历史上，左翼文化人和革命的关系一直是一对难于解决的矛盾：左翼知识分子倾向革命，这就和共产党发生思想和组织的关联；左翼知识分子还要‘民主’和‘个性解放’，这就和共产党的‘思想一致性’和集体主义发生矛盾；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”最具革命性“的农民，革命自要满足和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心理、情感要求，左翼文化人却深受五四‘改造国民性’等‘启蒙’思想的影响，不思改造自己，反而要去改造农民的所谓‘落后’和‘愚昧’；革命要前进，离不开思想和组织的高度一元化，更离不开革命的化身--革命领袖的思想和组织领导，左翼文化人却喜欢高谈‘个性独立’和‘抽象的平等’，对敬仰和服膺革命领袖的必要性缺乏起码的认识，更不会像朴实的陕北农民那样去欢呼‘大救星’。”
       然而，在宗派斗争中“打败”丁玲的周扬，同样在“文革”中被打倒。70年代末期，痛定思痛的周扬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下，在胡耀邦大举平反冤假错案时，向很多过去被其伤害的文化人道歉，并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做出思索，显示出“从左转右”的思想迹象。然而阴差阳错，他唯独没有向被其伤害最深的丁玲道歉，导致丁玲致死也没有原谅他。正因为如此，丁玲在周扬因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在政治上失势之后，以“政治正确”的话语对其发动了反攻。在此过程中，她不惜口出恶语，恶毒伤害了过去有恩于己的沈从文，其言行显示出落伍于时代的思想迹象。尽管“过去说我右的人今天都在台上说我左”不假，但是，她晚年对于“伤痕文学”颇有微词，公开主张多写乐观昂扬的作品，并对一些作家的反思性、“暴露性”作品表示批评，对于刚刚经历文革伤痛未平的几代文化人而言，无疑是“旧伤未愈，又添新伤”。她以八旬高龄为自己在政治上的冤屈呼吁奔走的确令人同情，而她文学上的观点则明显落伍于新时代，显示出为人们普遍厌弃的顽固与陈腐。或许，与她相比有过之而不及的作家并不在少数，但是由于丁玲名气最大、资历最老，成为众矢之的也就在情理之中。
       丁玲晚年的言论，意在表达自己对于革命、对于中共的忠诚。如果这仅仅是她个人的选择，那当然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如果其他作家和亲历者，对于这场革命、对于自己曾经的信仰已经产生怀疑，而丁玲却要以文坛前辈或成名作家的身份，引导人们和自己一样继续忠诚于过往信念的时候，她已经越俎代庖，侵犯了其他人的思想自由。在新时代下，这种权利的“越位”只能徒增他人反感。丁玲可以虽九死其犹未悔，对于自己毕生坚持的信念至死不渝，其他人也有权利反躬自问，并做出自己的反省和思考。比如巴金，对文革的反思促使他写出了《随想录》；比如韦君宜，对于自己走过的道路的深刻反思使她写出了《思痛录》。时至今日，巴金和韦君宜仍备受各界推崇。而丁玲在“文艺为政治服务”思想指导下的作品，只不过是资中筠先生所说“颂圣”传统的产物，已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读者寥寥。具备永恒价值的文学作品，永远是那些摒弃政治标准，一任天性的创作和抒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