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世存生于1969年。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作家，自由撰稿人，著有《常言道》、《非常道》、《家世》等，最新著作为《大时间》。
　　我们要回去，回到传统文化，回到《易经》。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坐标。
　　小时候，父亲让我知道了中国农民对节气非常重视。那时每到春夏之交，他经常会串门，回家后高兴地告诉母亲：问清楚节气了，惊蛰、谷雨、清明、芒种……父亲说，早一天晚一天都会影响种子成长，影响整年收成。农作物的记忆竟如数学般准确，乡里人在播种这样的“大作”上，都分外虔诚、严肃。
　　这是我对节气与农耕文化关系的最早印象。后来看过一个英国人对江南农业的报告，就是论证了中国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产出是欧洲的几倍。这种天地间的交互作用很微妙。
　　前几年我在大理生活过一段，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：极远古的时间和极僻远的空间有着微妙的联系。诸子百家那里的文化，在偏远的农村有着生动的存在。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在天地之间了，一种大的时空之间。在乡村，在空间的边缘，我们的时间会被唤起。而在都市，也并非占有了空间，它是一个时间的前沿地带，反而容易把时间丢了。
　　何为“大时间”？它应该跟现代社会的心理时间是相对的。现代人的时间是非常短小、浅近的，我们最关心的往往是一年两年的事情，缺乏那种时空关系的意识，从几十年、上百年的时间轴来看问题，看世界，看自己。
　　我去大理生活，是一种回，甚至是逃：逃离都市，逃离纷乱的现代生活。
　　很多人意外，余世存怎么搞《易经》了？其实，我是回到《易经》了。
　　去云南之前，我只是读过《易经》，但完全没有深入。和很多学院派学者一样，从考古、训诂的角度去读，再从别人的解释中想象、判断，猜这卦是什么意思。在云南那两年，我的生活主要就是读书，系统读了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这些经典，又开始读天文学的东西，因为在大理可以看星星嘛。阿城在《河图洛书》里提到的那些人，我都读了。后来自然读到《易经》门前，通了一些，但还是有种感受：似乎所有书都读完了，但唯有两本没跨过去，就是《内经》和《易经》。不是有种传说嘛，说这两部典籍是外星人送给人类的礼物。
　　有时会想，所有的书，即使你再笨，也有专家帮你读了，像《论语》、《道德经》，各种注释本，照着看也能看出名堂。但唯有《内经》和《易经》，太难破解。我在那乡野星空下，边研读，边对古人心生敬佩，也折磨着自己。差不多是到了后来写完《老子传》了，我都回到北京生活了，再反复投入《易经》，才一点点解了扣。像是通了，笃定了很多，觉得有必要交出自己的一份答卷，于是开始写《大时间》。
　　这种感觉，就像中西方都讲过的：真正的师徒，不是徒弟去拜师，而是师傅来找徒弟。必须等你的心性到了，他才会去找你；如果你心性不够，他找到你，你佩服他，但你俩还是没那种缘分。我和《易经》大概就是这种关系。
　　我在春天动笔，从太阳回到北半球的复卦写起。复卦中有“朋来无咎”、“出入无疾”等辞，这不正是中国人过年送红包的现象吗？不正是近几年冬至前后大家开始重视养生意识吗？几千年前的辞句今天仍有效，让我理解了《易经》“观象系辞”的本质。这一卦卦的解读充满了惊喜。
　　我一直在说回到《易经》，是希望大家回到它本来的面目、状态，并且让它有效加持现代人的生活。古人说《易经》是“为君子谋”，而不是“为小人谋”，小人也指百姓众生，“君子以为文，百姓以为神”。我这本书就是要把《易经》还给大众，让大家拿回一个工具，用来理解自己跟世界、跟时空的关系。
　　当然这个“回到”，可能还涉及我们这代人需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坐标。我们这代人考学到大城市，内心一度想摆脱原有中小城市的亲人、朋友圈子，因为它绑架你，从情感上勒索你，你几乎想甩掉这个血统。但慢慢你会发现，无论到哪里，北京、上海甚至海外，那个文化脉络是摆脱不掉的，它如影随形追随着你。从开始的对立、瞧不上，到最后完成和解，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很有趣。第一，那个你曾想摆脱的东西本质上摆脱不掉；第二，它是你生命的组成部分，要接纳它。
　　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如此，我们在摆脱不掉传统文化的时候，是否有可能更积极地参与现代生活？这其实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要做的。中国传统文化，除了胡适、顾颉刚等做了整理之外，“五四”以来的几代中国人都把它放在一边，忽视它，甚至轻视它。大家都在热烈地拥抱西方，借余英时的话，都是“急于用西方观念来为中国书作新解”。但一百年来的进程证明，这种单相思式的改造是有问题的，在对自己家的文化不够熟悉的情况下，就想把房子装成很现代的样子是不太可能的，而且你会发现内心还是安顿不下来。所以我们要回去。
　　我去了大理生活，其实也是一种回，甚至像是一种逃：逃离都市，逃离纷乱的现代生活。 在这次“逃离”中，我重新发现了《易经》，发现了个体与自然、与时空的关系，像进入了一种大尺度的时间。
　　《易经》的四象状态，就是一个时空图景，个人、家国、天下，就是东南西北、春夏秋冬。
　　我十几岁接触到节气对“农耕文化”的影响，从《易经》概念看，节气只是一个小单位。就像古人说《易经》，“易与天地准”，只要天地存在，这个大的时空模型就存在。《易经》的四象状态，就是一个时空图景，个人、家国、天下，就是东南西北、春夏秋冬。我们把世界一分为四，时间就是春夏秋冬，空间就是东西南北。时间是不均匀的，一年四季的时间含义不同；空间也是不均匀的，高山河流的地貌不同，方位和能量也不均匀。比如：东方的能量相当于春天，南方是夏天，西方是秋天，北方是冬天。
　　这种四分法是共通的。就像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人提黄金、白银、青铜、黑铁时代；文艺复兴以来康德、马克思、斯宾格勒、汤因比等人把人类文化分为少年、青年、中年、老年；包括印度人的成、住、坏、空，这些划分和春夏秋冬其实没什么差别。
　　所以我在《易经》里看到一个大时间，它是一个世界图景。全球化其实是超越时空限制的，中国人和外国人与时空的关系是共通的。我们不仅仅是中国人，也是东方人，同时享有西方人的成果智慧。我们不只讲仁爱、讲感恩，也要讲正义、讲逻辑。
　　其实中国人应该有自豪感。因为中国处于世界的东方，属于时间的春天阶段，一元复始，生生之大德，中国人繁殖力、生命力都是罕见的。中国人幸运地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一致性阶段，当人类的精神从春天出发的时候，中国人恰好在春天状态。中国人先学的是春天的文化，例如以孔子为代表的仁爱的东西；成长后接受夏天的文化，如印度文化、佛法；近几百年接受西方的秋天文化。反过来，西方人可能太理性了，他们要往东走，要去春天，回到人类的童年阶段。
　　但春天又是一个“初生”阶段。为什么我总说中国人是“类人孩”？因为缺乏西方意义上的成年人格和公民责任。所以我们被称为“子民”，被大家长统治。再比如，都说中国人不讲逻辑。其实逻辑的时空方位是西方（秋天），但中国人讲抒情、讲诗歌、讲直觉，这个是在东方的。辩证思维在南方，两世思维（对于中国人最陌生的）在北方。一个人一辈子都会经历这四个思维：我们小时候是东方人的思维，善于抒情，直觉力强；到了40岁左右，逻辑性会增强；到了晚年，很多人贪生怕死，但也有人想早死早投胎，这就是两世思维。
　　整个人类精神也受制于这种时空的演进。《易经》中说“帝出乎震”，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，北半球北纬30度附近（即中国先天易的震卦区），不约而同出现了老子、孔子、释子、苏格拉底等“天才儿童”，这些轴心时代巨子的思考至今仍给我们启示。
　　也有人说我研易“走火入魔”了，说老余“妖”了。
　　因为对卦爻辞的熟悉，我只要知道一个人的出生时间，便能随口讲出其性格特点和生活遭遇。有人就认为我研易“走火入魔”了。特别是听说我写了《大时间》，也有朋友开玩笑，说老余“妖了”。我只能说通过朋友的行为给他做预判，这是两种思维方式的冲撞：他认为自己是科学主义、理性思维，把我判定为占卜式的、不可知的、宿命论的东西。他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直觉思维。
　　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，学《易经》更让人敬畏，更坚定人生宇宙的信仰。那种收获是难言的，我常说，这不亚于一个理财高手惊奇于大时间里的点线之美，也不亚于一个天文学家惊奇于先人仰望星空发现了天文之美之善。
　　其实我也是人到中年才打开这部书，我也曾跟很多人一样对它抱有偏见。有这么一个典故：上世纪30年代，荣格遇到胡适，他问胡适《易经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，胡适就说，别管它，那是一本关于古老的中国的魔法汇编。荣格知道胡适是实验主义大师，就问他是否用过《易经》算命。胡适说算过，荣格再问他算得准不准，胡适说，可能有个70%。后来问得胡适都不好意思了。荣格得出一个结论，中国这个实验主义哲学家都没有读懂这部国学典籍，很遗憾。
　　当然也没有必要把《易经》思维说得这么神乎其神，它其实跟我们青少年的思维差不多，或者是中文系的文学思维差不多，是不需要推理过程的思维。就像牛陇菲先生说胡兰成对“赋比兴”的阐释是最厉害的：从一件事跳到另一件事，中间有联系，那叫比喻；没有联系，没有逻辑，才叫兴。这是一种童心思维、直觉思维，是一种悟性、灵光一闪。
　　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，只要有另外的自己存在，只要有40岁、50岁之后的我存在，此时的我就应该退居一个状态。我现在的思想完备了，已经能够指导自己的人生，但我永远还要想到有50岁的我，这个时候的思考就不是绝对的，要意识到还有一个老年的我。我们的为人要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性。